程开甲，1918年8月出生于江苏吴江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物理学家，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，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，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，国家最高科技奖、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、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得者。2017年7月28日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，授予程开甲同志“八一勋章”。

2014年1月10日，习近平向程开甲院士颁奖。

“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”

我最早萌生当科学家的理想是在嘉兴秀州中学。那个时候，我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。

我喜欢读伽利略、爱因斯坦、詹天佑等中外科学名人的传记，读这些书，不仅使我增长了知识，也增强了责任感和爱国意识。这些科学家执着创新、不倦研究的品格影响了我，他们追求真理、热爱祖国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。从那时起，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
1937年7月，我如愿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。大学四年，在日军的炮火下，学校先后搬了7个地方，我们也一直跟着辗转流亡。但敌人的狂轰滥炸并不能让我们屈服，房子烧了，我们就搭草棚；敌机来了，我们就躲进溶洞，坚持学习试验。我们相信，今天学的知识，总有一天会用得上。

经历过浙江大学的跋涉搬迁，我心里没有了往日的惶恐惊慌，反而更加坚定了要用科学去改变国家落后挨打局面的理想。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有句话，让我至今记忆深刻。他说：“一国的强弱盛衰，并非偶然而致，现在世界是技术的世界，是科学的世界，今后应精研科学，充实国力。”此后一生，我一直是照着竺校长的话去做、去奋斗的。

为科学报国而出国深造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留在浙大物理系任助教，随着科研事业的起步，这种愿望更加强烈。1946年，经李约瑟博士推荐，我参加了在重庆组织的选派人员出国留学的考试，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，赴英留学，被安排到了爱丁堡大学。

在爱丁堡的两年，这座城市的和谐静美和国内的炮火战乱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每每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和愧疚。我决心珍惜机会，刻苦学习，报效国家。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。

 

“作为一个科学家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祖国最需要的”

1948年，我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玻恩教授推荐我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，年薪750英镑，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。

第一次领到薪水，我直接就去了商店，想给远在家乡的妻子买一件皮大衣。当我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，老板轻蔑地打量我，根本不相信被他瞧不起的黄种人会有钱买得起他的商品。他还给银行打电话查询，直到确认我是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员，他的态度才客气一点。

当时中国是弱国，我们在国外总被人瞧不起，连你发表论文也被怀疑，他们认为中国人写不出论文。有一次坐电车，听到两个英国人交谈说：“最讨厌奶油面孔的人。”当时车上只有我一个黄种人，我感到非常气愤。

程开甲院士近照

记得在中学时读过《中国必亡论》一书，当时只有很深的自卑感，没反抗，也不懂怎么样反抗。但这时，我已经是成人了，已经懂得以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祖国的强大而尽力了。

1949年的一件事情，更让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。那是4月的一个晚上，我在看电影纪录片时，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向英舰“紫石英号”开炮的报道，打得“紫石英号”狼狈逃窜。那是我第一次有“出了口恶气”的感觉，走在大街上，腰杆也挺得直直的。

“紫石英号”事件让我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也是从那天起，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。于是，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——回国。

几个英国同学听说后，纷纷来劝我，他们说中国穷、没有饭吃、中国落后等等，极力劝我留在国外。我开始和他们争论，最后我拍着桌子告诉他们：不看今天，要看今后！我感觉那是我在英国四年，作为中国人最理直气壮的一次。

几十年后，有人问我，对当初的决定怎么想？我也一直在思考，如果我不回国，可能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，但顶多是一个有着外国国籍的科学家。而今天，我很幸福，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和祖国的强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作为一个科学家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祖国最需要的。

 

“组织上要我去搞原子弹爆炸试验，我坚决服从”

1956年7月，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物理系教工党支部发展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党员。那一年，我已经38岁，以这个年龄入党，实在是不年轻了，而我感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却是从这个时候

免责声明：本网站转载的新闻及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与本网站无关。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，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、文字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、有效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，请读者仅作参考，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